pos机刷花呗怎么查去向(我的二本学生：他们的命运，勾画出中国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

山西太原的一场就业洽谈会。（本版资料图片均为视觉中国供图）

考研学子们将楼道、天台变成了自习间。

考研学子在天台上自习。

北京，下班时间的“蚁族”聚集区。

近百名单身男女在地铁里参加主题为“因为爱情”的相亲快闪。

招聘会上的大学生。

1995年，我毕业于湖南一所地方院校，按今天的划分，也算是二本院校的学生。2005年，我博士毕业，进入广东F学院当一名教师，见证了80后、90后年轻人的成长。短短20多年，那些与我起点一样的二本学生，他们在立足社会的过程中，是否如我一样，总能倚仗高等教育提供的工具，越过一个个在今天看来无法逾越的暗礁？

中国二本院校的学生，从某种程度而言，折射了中国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他们的命运，勾画出中国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

我的学生，大多出身平凡，要么来自不知名的乡村，要么从毫不起眼的城镇走出，身后有一个打工的母亲或一个下岗的父亲，以及一排排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务农、流连于建筑工地，或在大街小巷做点小生意，是他们父母常见的谋生方式，和当下学霸“一线城市、高知父母、国际视野”的高端家庭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在高校的金字塔中，他们身处的大学毫不起眼，但对于有机会进入大学的年轻人而言，他们可能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是寂寥村庄的最亮光芒和希望，来到繁华的都市后，对未来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我想知道，学生背后的社会关系、原生家庭，以及个人实际能力，在就业质量中所占的具体权重。如果其权重越来越被个人实际能力以外的因素左右，那么，对大学教育的审视，尤其是对彻底市场化后大学教育的审视，将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命题。

《风》

2005年10月8日，我第一次踏上讲台。我所在的系部叫经济贸易系。初次上课的教室在二栋101，这是一幢陈旧的教学楼，黄色胶合板的连体桌子，有些桌面已经斑驳、翘起，凳子是那种只要站起来，就会发出刺耳声音的活动凳，学生下课时，会劈里啪啦响上半天，涂有银灰色油漆的铁门，像仓库的大门，式样老土，看起来粗糙、结实，一把厚重的铁锁，用铁条焊接而成，一块同样陈旧的黑板，讲台上散落的粉笔，立即将我带入上世纪90年代大学的氛围。因为建筑的陈旧，二栋没有配备多媒体，这种原始的状态，让我心安、平静，备感踏实。

几年后，因为教务处对课件的要求，是否使用多媒体成为考核教师的重要标准，我不得不放弃落后的二栋教室。很长时间，我才意识到，随着我专业知识的增多及教学经验的丰富，为什么课堂的味道，却再也找不回2005年二栋的感觉，这和教学手段的变化密不可分。对人文学科而言，多媒体对课堂的干扰和伤害，显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信息的泛滥及花哨的内容，让老师无形中备感压迫，也让学生在深度思考和理解力上，缺乏锤炼的机会和耐心。

一间没有声、光、电过度配置的教室，一间只能容纳50人的教室，一块黑板，一盒粉笔，最简单的桌椅板凳，够了。

班，是我教过的第一个班，共57名学生。大一新生的眼睛是亮的， 他们和我一样，紧张、试探，他们第一次走进大学课堂，我第一次站上大学讲台，我们互相照亮，又彼此隔膜。

2006年5月17日，因为天气是少有的大台风，我将原本准备好的作文题，临时改为《风》，让学生现场完成。作业收上来后，一个名叫邓桦真的女孩所写的内容，让我无法平静。

作文《风》：

很久没有写作了，可没想到再次提笔时却是自己的心情糟糕得不能再糟的时候，我没有心情去体会风的呼啸，只能用呼啸的“风”来写自己的心情，外面那一阵阵凄厉的风声不正好是自己此时内心的哀鸣吗？

想想自己现在的处境，内心免不了一阵阵剧痛。“我要上大学”的呼喊在我耳旁回响，承受着村里人“不孝”的看法，抱着贷款的最后一线希望来到大学，写“贫困证明”、写“贷款申请”等那么多的努力，今天可能却要被“你父母才45岁，还很年轻啊”一句话宣告白费……如果贷不了款，我不知道等待我的会是什么？将来的日子该怎么过？父母一个月加起来的工资还不到1000元，一个弟要上高三，一个弟要上初三，想借钱也没处借，而自己也差不多半年没拿过生活费了。如果不能贷到款，自己该如何向父母交待，等等。别人觉得不可思议的问题可我却不得不一一去考虑，高中的时候多么向往大学生活，到了大学才知道大学对有钱人家的子女来说是天堂，而对自己却有更多的痛苦，面对连下一个月的生活费都不知从何而来的时候，我不得不去考虑更多，虽说在校学生应以学业为主，可我为经济、为生活的时间却远远多于学习的时间，此时对我来说，或许生活已经更为重要。我真的不想长大，也不想成熟，可我却不得不比别人考虑更多如何去生活。也曾一遍遍地自我安慰——“车到山前必有路”，也一次次劝自己要乐观地面对人生，世上没有过不了的坎儿，可每次都是在一次次的挫折后发现自己的内心更痛，我努力地去生活，打暑假工、勤工助学、去找兼职，却又发现想要生活是多么不容易，不是自己想去做就可以，条件的苛刻，身高、相貌的限制又让我自卑，让我更觉渺小。有时候想到生活的种种，我会连生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也许，我一开始的选择就是错的，我本不该来上大学……

外面的风仍在呼呼地吹，是否也能吹走今天我烦躁的心情？

老师，真的很抱歉，今天为贷款的事烦透了心情，刚回来就要写作文，我真的一点思绪都没有。你就当做一回我的听众好了。抱歉。

她所描述的状况和无奈，让入职不久的我极为震撼，以至于在一种不安和难以放下的焦虑中，当天就通过校内邮箱，向全校的老师为她发起了募捐。《风》几乎成为我职业生涯中，自我生存状态调整的开端。在此以前，我对自己博士毕业以后找工作的轻率、疏懒、意气用事，时有后悔甚至自责，我对学校不能提供专业平台，更多时候只能上公共课的状况，感到学术生涯的迷茫和无望，我羡慕那些进入名牌大学任教的同窗。

正是像《风》这样的作文，其坦率的文字，悄然照亮了我内心忽略的角落，瓦解我内心的偏见，一点点卸下我早已淤积的虚空，让生命的姿势一点点下蹲，并在具体的生命观照中，找到内在的充盈。

后来随着教学的深入，我发现，平淡无奇课堂的皱褶处，隐藏了很多很多像她一样的学生。

我眼中的中国教育现实

让我惊讶的是，很多农村和城市孩子，面对高考这个话题,有不同的态度。不少城市出生的学生对应试教育深恶痛绝，刘奕晓将此比喻为“一场赌博”。方雪怡表示“中国学生的青春时代似乎被简单粗暴地划分成了两部分，高考前，高考后。父母的期望，老师的教导，同学之间小小的攀比，都像一块块巨石，压得我五脏六腑都疼”。

但不少农村学生充满了闯过高考的庆幸。一个叫苏艳的女孩说，“我们受过中国教育的一代回首过去，都埋怨高考，记恨它，但又不得不承认，它给我们这些寒门学子一条走向富裕、离开贫穷的道路”。陈文婷坦诚，“回忆起青春，能想起的只有假期里不愿上的辅导班，黑板上永远擦不干净的数学公式，空气里的粉笔灰味道，向家长报告成绩时的惴惴不安”，“而今，我坐在大学的课堂里，我又无比感激高考，是它，让我有了通过自己的双手，以笔为剑，拥有看到更辽阔天空的机会”。

他们的中学时代，过得异常辛苦，无论身体、还是心理，都几乎到达极限，在“倒计时”“誓师会”的催逼下，时间观念非常强，不少学生甚至连洗澡、洗衣服、情绪不好时的哭泣都嫌浪费时间，“多考一分，干掉千人”的应试理念，杀气腾腾，深深根植在他们心中。

也正因为经受了压力过大的考试进阶，课堂上，学生们中规中矩、老成持重。从教13年来，从来没有一个学生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和我发生过争论。他们的平和中正与我们大学时代的张扬放肆，构成了鲜明对比。没有一个孩子有过意外的表现，他们收缩起属于青春年代的触角和锋芒，逼到绝境，唯一能够下手的对象只有自己。

在我的大学期间， 我偷偷将一条纸做的假蛇，放在英语符老师的讲台上，老师吓得大惊失色，决定停课查出恶作剧者。众目睽睽之下，我满脸通红站起来，承认错误，最后闹剧就像没有发生过，消息甚至都没有走出教室。

中学时期的老师、家长，总认为将孩子送到大学就万事大吉，但中学教育的后果，大学老师才有更直接的感知。我在具体的课堂中，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的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学生内心的疲惫和大学时代的严苛压力，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底色。

四任班长

我的一届学生，从大一到大四，班上一共选举产生了4任班长，他们分别是曾刚、王国伟、吴志勇、石磊。

回过头看，4位班长毕业以后的选择和现在的处境，实际上代表了十几年前二本院校大学毕业生所面临的机遇和可能。

曾刚的特点是适应社会的能力强，毕业以后，他选择了一家银行，很快就进入了较好的工作状态，成家立业，在广州买房立足。他是这个现实社会，最能适应现实的年轻群体，往往能最快、最直接地获得较多的发展资源和现实利益。

石磊在大四那年被选为班长，他出生在潮州市，是家里的独生子，父亲经营一家摄影店。因为从小的衣食无忧，他一直懵懵懂懂，直到大四那年才意识到要毕业了。毕业后，进入了广州街头遍布的各类英语培训机构，“4年之内换了6家单位。”

广州是待不下了，只有一条路，回家考公务员。他仅仅复习了一个月，幸运地考进了梅州国税局。他很快结婚、生子，父母一辈子打点的摄影店，最大的意义就是在儿子成家时，心安理得地拿出所有积蓄。尽管他将每月的日子描述为，“信用卡先还两三千，然后那个支付宝、那个蚂蚁花呗再还两三千，房子供两三千”的境地，但他以前的迷惑，烟消云散。

广州四年的辗转，仅仅依附一个二本院校的文凭，并没给他挣得一席之地。独生子女背负的传统责任，让他意识到确定的人生轨迹，对父母的重要意义。说到底，还是回家考公，让他并不坚挺的大学文凭获得了饱满的汁液，成为支撑他此后人生的坚实依靠。

作为第三任班长，吴志勇性格沉静。毕业后，他和很多同学不同，没有选择进入银行，而是坚持进了一家社工机构，尽管收入极低，还是坚持了3年多。考虑到他家庭的经济状况，2010年左右，通过朋友的介绍，我竭力推荐他进入珠三角一个经济发展不错城市的公安局，他听从建议，但没想到仅仅在公安局待了不到10天，就断然辞职，还是回到了社工中心，并坚持了很长时间。

细数他毕业以后的职业，他在网上卖过时装，后来还曾加入一个美容机构，专做纹绣行业的培训师。在最近的一次电话聊天中，我得知他已放弃了纹绣的项目，转到了其他行业，他和我谈起纹绣行业，“都是套路，都是包装”。

毕业多年，他性格中的敏感、自尊还是如此显眼，没有被生活打磨得哪怕圆滑一点点，但生活还得继续，尤其在结婚生子以后。经过八九年的摸爬滚打，他深切体会到人必须首先活着，想起在社工机构的多年生活，他不后悔，却觉得遥远而不真实。

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和在外打工多年的哥哥，合伙开了一家饮食店。饮食店的工作极为繁忙，利润也不丰厚，处在“不请人忙不过来，请人就没有任何利润”的境地。很多时候，他必须亲自上阵，和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快递小哥一样，将外卖送到一个和他境况可能差不多的人手中。

电话中，他和我说，“生活已被控制，生活已被金钱控制”。

比较而言，王国伟的经历和成长，代表了典型的农家子弟的成长路径。

从大二开始，王国伟被同学推举为班长。他性格腼腆，刚进校的时候，和其他农村来的孩子一样，不是特别擅长和老师打交道， 也不懂得去刻意经营人际关系。中学阶段他曾写过几十万字的武侠小说。

尽管我不会评价武侠小说，但从他的文笔，可以感知他良好的文字根基，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真正被兴趣吸引的人，是一个有目标和梦想的人，这在我教过的几千名学生中，凤毛麟角。

王国伟出生在广东四会一个叫邓村的地方，他父亲用邓村的古老手艺，经营了一家古法造纸的小作坊，还从事饲养、种植、电工、泥水、针织……供他和妹妹读书。

1995年，父亲斥资在四会市区购买了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父亲一眼就看到了城市和乡村教育资源的差距。父母坚守乡下的作坊和田地，为了两个孩子的教育费用起早摸黑，将兄妹俩交给奶奶在城里照顾，这种选择，恰恰和内地外出打工农民的选择相反。

王国伟性格务实，他目睹父母在生活中的挣扎，清晰地知道大学毕业以后的首要任务，不是坚持武侠梦，而是解决生存。

他很顺利地找到了一份银行的工作，为了揽储，为了顺利度过12月31日“银行从业者的解难日”，他不得不过上陪酒应酬的生活。银行的工作仅仅坚持了一年，尽管收入不错，毕业第二年，他毅然参加了全省公务员考试，成为四会监狱的一名狱警。他的务实，帮助他再一次成功实现了转型，“之所以报考这个单位，主要是因为它招录人数比较多，容易考”，尽管因为环境的变化，这份工作比之银行风险要大，但他身心却获得了更多自由，“在这里，我不用为了取悦别人而把自己打扮成另一个人，至少不用去应酬。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工资更稳定些，并且能够给予我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我的未来该向哪个方向前进”。

比之虚无缥缈的作家梦，他的选择显然更能让父母尽早挺直多年被生活压弯的腰。

四任班长，从出生而言，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二本院校的起点，也许让他们默默无闻，但没有人否认，无数个体的努力，正悄悄改变群体的命运，并事实上推动社会更为稳固的站立。

分野的关键要素是房子

尽管跨越了23年的光景，我2006年第一次当班主任的班学生的命运，和我1995年大学毕业的班级——岳阳大学9202班同学的整体命运，并没有太大的差距。

毕业20多年后，我的大学同学都在干什么呢？以2005年参加毕业十周年聚会的36人为例，其中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就职的有29人，占到八成，在国营企业的有6人，在外资企业的有1人。有意思的是，除了4位同学在工作中发生变故，存在二次就业外，80%的同学一直在湖南本地同一单位或同一系统工作，这种状况，充分显示了高校在没有市场化以前的就业特点：在国家包分配的前提下，个人和国家及单位的粘连非常紧密，尽管人才流动性相对较差，但人才的稳定性极强，个体对单位的情感认同深厚。

我2006年第一次当班主任，班上52名同学，全部在广东就业。有意思的是，毕业时，班上没有一人选择考研。整体而言，他们对自己的就业状况较为满意，并不需要通过文凭的提升去改变生存状况。

尽管从整体而言，因为毕业赶上了房价低廉、经济环境较好的阶段，大部分人获得了较好安顿，但不得不承认，仅仅8年时光，从同一间教室出发，同学之间的分化已经开始。分野的关键要素是房子。

杨胜轩毕业后的境况，和毕业后在广东买了6套房的同学构成了鲜明对比。

胜轩是班上少有的广州籍学生之一。胜轩家就在芳村鹤洞桥附近，“反正亲人的各种生活，就围绕这个鹤洞桥”，这是他对家的一种直观理解。妈妈从自行车厂下岗后，爸爸也从药材公司下岗。胜轩尚小，父母就在附近的菜市场开了冰鲜档口。父母工作非常辛苦，他念小学时，天还没亮，妈妈就得踩着自行车去黄沙拿货，要忙到晚上六七点才能回来，每次收工，则会将很多又脏又腥的新鲜鱿鱼带回家，仔细洗干净后以便第二天售卖。

父母开冰鲜档后，十几平方米的居住空间，越发捉襟见肘，广州潮湿的天气，不允许他们将卖剩的冰鲜放置室内，为了找到合适的空间存放当天无法卖完的冰鲜，父亲向原来的单位求助，终于得以允许使用不远处单位空余的平房。

到初二时，小平房面临拆迁。在失去临时住宅之后，他们一家依然没有离开鹤洞桥附近。在胜轩的脑海中，始终无法更改白鹤洞地铁曾经是19路车总站的印象。芳村的记忆，渗透进了他的童年、少年，以及整个成长史，广州城市的变迁，同样在芳村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对胜轩而言，属于他个人生命史的片段，除了时尚、便捷的地铁取代低矮的平房， 除了老旧的公交车站的消失，更为深刻的感知，来自家庭内部的裂变，父母下岗、房屋拆迁，这些大时代的宏大词汇，通过一桶桶冰鲜和父母的抗争，成为他成长过程中更为真实的碎片。

很长时间，胜轩一家租住在白鹤洞边。后来，他们从亲戚那儿东拼西凑了几万元，在白鹤洞旁边，买了一套6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这是父母在生存钢丝上，依赖房价低廉稍纵即逝的机会，颤颤巍巍作出的大胆、英明决定。

2006年，胜轩考上了广东F学院。“在大学前，我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我出生在工薪阶层家庭，没有培训班，没有夏令营，我上课时，非常专注，导致我没有兴趣爱好。我的状况代表了60%-70%学生的状况”。在我当班主任的2006级中文班中，胜轩是12个男生中最安静的一个，也是最省心的一个，他带着厂区孩子的温厚、本分，从来没有多说过一句话。父母双方的下岗经历，以及父母下岗后为了生存所遭遇的艰辛，在他的性格中打下了很深的烙印。父母被单位和过往岁月抛弃所致的失败感，在胜轩毕业8年后，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一个班主任的身份，从他的职业经历中，分毫不差地丈量出来。

胜轩毕业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他曾应聘过一些单位，诸如粮油集团、地产广告公司，“都不是一些好的选择”。一个远房的姐夫将他带进了一家网络公司，说网络公司，其实是一家规模很小的淘宝网店， “又要做图片，又要做运营，还要打包发货”，夹在两头受气，干了4年，到离职时，月薪仅2000多元。

直到一家街道办招聘，他才下定决心辞职。他以网格员身份考进的街道办，属于临时聘请。胜轩的首要目标，就是摆脱临时聘用的身份，通过考试获得民政专职的岗位，“考了几次，每次笔试都过了，面试过不去”。

毕业8年，他的存款不到1万元。

胜轩的目标，是考公务员， “报了很多，可能有十几次，竞争非常激烈”。胜轩坦言“很绝望”。他记得有一次考广州市文化局的一个单位，200多人竞争一个名额。“事业单位年龄的截止期限是35岁，35岁之前，我每年都会参加考试”。

胜轩考公的经历，让我突然明白一个事实，在校的大学生为什么会将考公视为比考大学更为重要的事情。对他们而言，公务员考试相比别的选择，意味着相对公平的竞争。那些顺利考上公务员的学生，往往比自主择业的孩子，内心更为宁静。对普通家庭的大学生而言，公务员不见得是最好的职业选择，却是最能告慰父母的艰辛付出、最能兑现一纸文凭价值的途径。更重要的是，这条路能否走通，往往成为判定这个群体是否存在上升空间的隐秘标尺。不能否认，中国基层单位的面目，正由这个群体决定，二本院校学生的归宿，与此构成了隐秘呼应。

我知道，在各种职业的裂口中，考公的可能，也算得上时代悄然给他们撕开的一道光，只不过，这道光，暂时还没有照到胜轩身上。

他35岁的考公年龄线马上临近，他恋爱多年的女友，因无法接受和未来公公、婆婆挤在一套60多平方米的旧房里，不得不黯然分手。“现实摆在眼前，看看广州的房价，凭现在的工资，我根本买不起独立的房子”。

芳村鹤洞桥附近，坑口的稻田早已消失，他妈妈工作过的自行车厂，爷爷和爸爸工作过的药材公司，早已改头换面。珠江上穿梭的船只，汽笛依旧洪亮，广州古老又新鲜。

胜轩的遭遇，让我留意到，家庭收入的匮乏像一条无形的绞索，就算他们千辛万苦获得了大学文凭，但在毕业以后的社会搏斗中，每到紧要关头面临选择时，这根无形的绞索，就会暗中绊住他们，阻碍他们探出脑袋，去看更远的世界。胜轩的多次抉择，以及抉择中的小心翼翼，与其说来自个性，不如说，来自背后家庭在自身命运中的显影。

我在分析班上学生的职业构成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几乎所有进入机关、事业单位或金融机构的学生，都害怕复杂的人际关系，害怕拼命喝酒的应酬，害怕工作业绩不取决于个人努力，而是由背景的大小、关系的深浅决定。对出生农村，尤其父母是农民的孩子而言，这种人际交往，更让他们无所适从。但对经商家庭出生的学生而言，并没有这方面的障碍。

我得承认，尽管从就业结果而言，我的大学同学和我的学生两者之间的差距并不明显，但若从更为细部的肌理进入，诸如培养目标、培养形式、就业观念等维度，就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

毫无疑问，我的大学时代和学生的大学时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图景。不能否认，我的大学时光，依旧弥漫着计划经济时期理想主义的余晖，而对班及他的同代人而言，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大学时光，则更多充斥着市场经济带来的功利、现实、竞争和机遇。

作为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两个阶段的亲历者，我能明显感到中国大学教育目标的变化。我的大学时代，教育目标指向的是为集体（祖国或社会）培养“人才”，而到我的学生，却变成了培养成为找到工作的就业主体，用温铁军老师的话说，就是“把人变成资本化的一个要素”。

伴随培养目标变化的，是身份指认的区别，我的大学时代，哪怕只是一个中专生、专科生，也被视为“天之骄子”，对农村的孩子而言，考上大学常常视为“跳龙门”，并被国家从人事关系上认定为“干部”，而对班的学生而言，进入广东F学院这样的二本院校，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太多精神上的荣耀感，从进入校门开始，还没来得及感受高中老师曾描绘的美妙大学时光，就被辅导员告知就业的压力，他们毕业时，更多人拿到的只是一份“劳务派遣”，可以说，刚刚卸下高考的重负，就绷紧了找工作的弦，整个大学过程，不过教育产业化后被学校锻造为专业“流水线”上的一个规整产品。

对我大学的9202班而言，无论出身如何，同窗的就业质量相差无几，但对班学生而言，个体出路和家庭情况往往相关，学生的命运，某种程度上，由成长背景决定。

在追踪班学生去向时，我猛然发现，在迎接新生第一次和他们见面时，凭直觉留下的几种初见印象，竟然从整体上印证了他们毕业的基本流向。

我的学生和我大学的同学相比，确实更认同商业的准则，也更拥有做生意的勇气。很多时候，我甚至就是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客户，我办公室永远擦不完的皮鞋油、吃不完的茶叶、红枣，还有丝绸被，洗发水，都来自学生的推销，我的日常消费中，一些护肤品、小首饰、正式一点的包，都来自学生的供货。这种全新的师生关系，完全颠覆了我以往的认知，在我的大学期间，我不会因为拿纸蛇捉弄老师导致课堂骚乱而羞愧，但难以接受为了获取利润和差价，将商品推销给师长的行为。这种差异以及面对市场经济的不同态度，毫无疑问，显示了时代在我和学生身上打下的不同烙印。

他们，如一个个固定的锚点，成为我对社会，最方便的观测。

他们，以一个个真实的生命，成为我对时代，最真切的感知。

黄灯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0年09月02日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