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德语代表什么(“出身”对有些人来说是特权，对另一些人却是诅咒｜专访)

萨沙·斯坦尼西奇1978年生于巴尔干半岛的波斯尼亚（当时属南斯拉夫），14岁时因波黑内战和母亲一同逃亡至德国海德堡，六个月后父亲与他们会合，一家人从此开始了前途未卜的异国求生之旅。多年后的2008年，为了取得德国国籍，萨沙·斯坦尼西奇必须向移民局呈递一份亲笔书写的履历，某种意义上说，小说《我从哪里来》就是这份履历的文学版本。

《我从哪里来》具有明显的自传性，是对“你从哪里来”或者“你是谁”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的答复，而萨沙·斯坦尼西奇的答复足有400页。试想一下，当你面对这个问题时，会说些什么？你的名字、职业，你的家庭出身？还是你的民族身份、国籍，甚至是你的身高长相和性格爱好？每一个试图深入挖掘自己的人都会发现，这也许是最复杂的问题之一，而且每一个回答中的犹疑总是多于确信。

萨沙·斯坦尼西奇（Sa?a Stani?i?），德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1978年生于波斯尼亚，14岁时作为波黑战争难民移居德国，用德语写作。现居汉堡。2005年发表处女作《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2014年出版《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获莱比锡书展大奖，入围德国图书奖长名单；2019年凭借《我从哪里来》获德国图书奖。图片?Katja S?mann

对萨沙·斯坦尼西奇来说，14岁的逃亡无疑是他生命的分水岭。在懵懂中，他被迫离开自己熟悉的土地和生活，去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以难民身份开启另一种人生。在小说中，两种生活——已然逝去的和在异国重新开始的——像两股相向而行的水流，彼此分裂又时常交织在一起。当萨沙·斯坦尼西奇叙述移民生活时，他意识到移民们满是障碍的普遍处境：“在当下的时代里，出身和出生地被当作区分标志，边界被重新加固，不同国家各自沉陷于干涸的泥沼中，所谓的民族利益从中冒出头来。在这样的时代谈论我或者我们从哪儿来似乎过于迂腐，简直是毁灭性的。”

在这个时代，一个人的出身依然决定着很多东西，它决定着你能否受到良好的教育，能否找到一份好工作，甚至你是否有权利和资格生存下去，就像作为穆斯林的萨沙的母亲无法在种族歧视严重的波斯尼亚生存一样。对此，你自然想反抗，但最终会发现，你几乎无从反抗。出身“永远是一种身份建构！一种服饰，一旦它罩在你的身上，那你就不得不一辈子穿着它。这样的服饰是一种魔咒。”作为对这一问题的解答，萨沙·斯坦尼西奇认为，我们应把自己和他人看成是一切偶然和影响、一切天赋和梦想的总和。但他也十分谨慎且明智地把自己的这一建议视为“乌托邦式的想法”。

贫穷的移民生活让萨沙·斯坦尼西奇不敢邀请朋友来家做客，让他的母亲在洗衣房里不知“死”过多少次，也让他学会德语，开始了写作，成为德国移民文学中的代表人物。当他用德语开始写作，移民经历成了他最重要的写作背景，不过在《我从哪里来》中，更重要的那条水流是回忆性的，这关于他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关于他祖父出生并死去的那个濒临死亡的小村庄奥斯克鲁沙，关于战争和南斯拉夫。

小说第一节写的就是祖母站在大街上，呼喊自己的名字。她患有阿尔茨海默病，正逐渐丧失对这个世界的记忆，而“当奶奶开始失去记忆时，我开始收集记忆”。 萨沙·斯坦尼西奇陪祖母回到仅有十三个人居住的小村庄奥斯克鲁沙，看到一排排墓碑上写的全是“斯坦尼西奇”，这个小村庄就是他的来处吗？他和父亲一起看贝尔格莱德红星队和德累斯顿火车头队的比赛，小时候参加接力赛跑，南斯拉夫的体育曾带给他多少激动难忘的瞬间！他是已经不存在的南斯拉夫的碎片，是波斯尼亚的碎片，也是那个分散在各处的家庭的碎片。随着种种回忆浮出水面，一种深沉的忧伤压过不时闪现的幽默，那些曾经属于他的东西已经四下飘散，而正是这些塑造了他、让他成为他自己，和移民身份一样，是他出身的一部分，也许是更重要的那部分。

萨沙·斯坦尼西奇的这次写作，就像在“文学粘合剂”一节中说的，是要“在那支离破碎的事物之间架起桥梁……要让一个个故事行动起来，跨越我们之间的一切障碍”。他用这本小说粘合着断片式的回忆，尽管这些回忆有时是不可靠的，但他依然抵御着遗忘，一点点拼贴，最后出现的，是他满是裂痕的脸。

《我从哪里来》，作者：（德）萨沙·斯坦尼西奇，译者：韩瑞祥，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年6月

采写｜张进

翻译｜史敏岳（南昌航空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讲师）

作为难民，伤害和屈辱不可避免

新京报：有哪些原因促使你从事写作的？就像《我从哪里来》中说的，叙述者（大概可以认定是你本人）从一开始就想成为作家，没有丝毫犹豫，当初为什么会如此笃定地想成为作家而不做他选？

萨沙·斯坦尼西奇：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有许多时间都是独处的。直到我开始阅读，情况才发生了变化：我逐渐被历险家、魔法师和来自不同时代及国家的孩子们包围。我可以和他们一起进入大地深处，和他们一起坐着热气球环游世界。我可以认识情感，知道情感也可以有故事，而故事也充满情感。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不想仅仅作为读者而独自体验这种情感，而想自己去创造这种情感。故事随处可见，故事既让世界变得更容易理解，也让世界变得更难以理解。我为自己很早就决定做一个讲故事的人，踏上这条既不可理解又能够理解的道路而感到极其高兴；没有其他的路是我更愿意去走的。

新京报：你14岁时被迫和母亲（穆斯林）移民德国，原因是在波斯尼亚内战，并且有对穆斯林的歧视和暴行。当时产生这一状况的原因是什么？

萨沙·斯坦尼西奇：因素有很多，包括升级为仇恨和杀欲的怨恨和偏见，知识分子的粗陋，话语和社会的野蛮化，当权者无处不在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话术，媒体，还有人自身，最后还有一个地区每次试图驱逐其他族群时都存在的对经济和领土的贪婪。

新京报：在小说里你也写到初到德国时的不适。作为一个孩子，你受到一些伤害和屈辱，在学校也经历了文化上的碰撞。当时你是如何处理这种文化碰撞的？你现在如何看待刚刚移民后的那段需要适应新环境的经历？

萨沙·斯坦尼西奇：当然，在我和我的家庭最初作为难民而被当作二等人对待的世界里，伤害和屈辱原本就不可避免，它们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反抗是几乎不可能的，很快离开这种麻烦的生活也是几乎不可能的。即便在这里——德国，曾经也存在过根深蒂固的偏见（现在其实也还有）——针对巴尔干地区人们的偏见，但也存在针对难民的偏见。解决方案之一是远离那些具有伤害性的人和想贬低他人的人，同时联合那些和我处境类似以及不把我的出身或命运看作问题的人。

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艰难的历练，对父母而言就更加艰难，因为他们在工作中遭受的歧视要严重得多。事后看来，有一个“正常的”青春期可能更好，但另一方面，我也认识了一些人，他们认为在社交中重要的不是“一个人来自哪里”，而是“人怎样相处”，我对此仍心怀感激。这一点，以及帮助他人——关心最弱势者是今天最基本的行为特征，这些也是我想教给我儿子的价值。

《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作者：（德）萨沙·斯坦尼西奇，译者：韩瑞祥，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7月

相比德语，母语是更强势的语言

新京报：如你刚才所说，在书中你也写到你父母移民后的艰辛劳作，他们的悲伤和恐惧，以及他们不得不被遣离德国的经历。如何理解小说中说到的“对难民的结构性歧视”？就你的观察，现在的移民在德国的生存状况是怎样的？

萨沙·斯坦尼西奇：总的来说，最根本的问题是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均。在德国，相对于长居的德国人而言，来自第三国家（非欧盟国家）的移民，尤其是难民，往往更难接受教育，也更难得到足够的居住空间和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

因此，“对难民的结构性歧视”首先是指机会不均等而言，在德国的就业市场上，也存在这样的机会不均等现象；机会的不均等从求职阶段就开始了，甚至更早，在培训时就出现，当移民进入一个工作岗位时，这种不平等还将继续，在日常交往、晋升机会或者在劳动报酬上都有体现。无论在“简单的”工作当中，还是在学术道路上，都是如此——在德国，出生在本地、最好是白皮肤、最理想的情况下来自一个富裕家庭的人总是更加轻松一些。

新京报：学习一门外国语言并能用它来写小说是件相当困难的事，尤其你的小说还获得了非常多的认可。不过在小说中写到“Poskok”（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中的“蝰蛇”）和“Hornotter”（“蝰蛇”的德文）时，你说自己对Hornotter不感兴趣；还有你送给奶奶自己的书时说的那句话，“荒唐的是，那（书）是德语版的”。母语中蕴含的文化意义和承载的记忆是其他语言中没有的。会不会担心用德语写作会失去母语中所特有的文化意义？在日常生活中，你还会频繁地使用母语吗？

萨沙·斯坦尼西奇：作为一个作家，我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图，准确地用德语表达我的故事，但是作为个人，有时候，我的第一种语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始终是“更强势”的语言，比如在涉及精神工作、音乐文本以及文学的接受方面。好像在不知什么地方有一个倾听者和读者，相对于德语和英语，他对我第一种语言作出的反应更加有情感。从来没有一个德国演唱者的歌曲打动过我，但是在听到前南斯拉夫的许多歌曲开始响起的时候，我可能会立刻哭出声来。

我和家人以及儿子说话的时候，还会很活跃地使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和儿子聊天带给我很大的快乐。他的学习，他的双语性，他对两个国家两种迥异文化世界的理解——对我来说，无论作为父亲，还是作为作家，陪伴他度过这个过程都是一种巨大的馈赠。

《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作者：萨沙·斯坦尼西奇，译者：黄雨果，版本：中信出版社 2009年1月

人们又开始把出身当作一种政治标准

新京报：小说中的核心问题是一个人的出身问题，就像小说中写到的，“在当下的时代里，出身和出生地又被当作区分的标志，边界被重新加固……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排外已经公然成为一种政治纲领，而且可以赢得选民。”你的出身是什么？这一出身又赋予了你什么？你认为，人们真的可以做到完全忽视国籍、种族、家庭背景等差异而一视同仁吗？

萨沙·斯坦尼西奇：有几种不同的契机促使我创作《我从哪里来》这部小说——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真诚地试图探讨我的出身和背景——我的家庭，我在社会意义上的形成，我的语言，以及我的逃亡：逃亡造成了我在德国的“第二出身”。我想看到，在这一切当中，究竟是什么构成了今天存在的我。我做这件事情，恰恰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又把出身当作一种政治标准，到处使用，乃至滥用，为了压迫少数群体，传播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谬论，普遍抬高所谓“根脉”的价值，但无论什么样的“根脉”，都单纯只是偶然而已，只不过对有些人来说，出身是一种特权，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出身却成了诅咒。

在我写这部小说的尝试当中，限制性的移民政策，无论是全球性的还是国家性的，都起了一定作用：我所写的很多内容——身份、边界、排外等等，在当代话语和难民的生活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小说的某些部分是我在这方面做的一些个人的、叙事上的工作。

我个人的出身完全如下：我是一个从巴尔干地区来的男孩，我父母的孩子，在祖父母身边长大，在德国继续成长，在南斯拉夫过着特别优待的生活，在德国经历过困苦的生活，我是父亲，带着我固有的基因：我的人生和我的出身是一块由这一切事物拼接而成的马赛克，我不是“一”，而是“多”，这本身就很奇妙。

关于是否能够忽视差异而一视同仁，我的乌托邦式的想法是这样的：我希望所有人首先不是透过民族身份的镜子来看待自身，同时也不被其他人以这样的方式看待，而是把自己看成是一切偶然和影响、一切天赋和梦想的总和。很遗憾的是，我们离这样的乌托邦还很远，我们的人生还过于频繁地被“我们是什么”而定义，而不是“我们能做什么”。

新京报：从某种层面看，这部小说也是一部记忆之书。大量的个人和家族回忆以断片的方式一点点浮出水面。不过就像“父亲和蛇”、“青年接力棒” 等章节所显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你如何看待记忆的这一特质？你认为记忆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萨沙·斯坦尼西奇：我首先把我的小说看作一部叙事和虚构的作品。那些叙事即便来源于我所经历的过去，我也不会直接转写。也就是说，就算是那些在现实中经历过/说过的事情，也被我变成了语言和文本。比如，儿童的回忆切换到成年人的叙述，或者在许多年之后，重新讲述曾经听过的一个老故事。这么做的结果就是事实和虚构的嫁接，精确的复述和用想象填补知识及回忆的空白相互嵌合——从零散的轶事到整体的叙事弧线，从个体的人物到整体的档案，一切是可靠的，也是不可靠的。

只有一点是绝不允许的：绝不能为了迎合作者个人对事实的理解而改变历史事实，否则就是用故事去伪造历史。

我大致想说的是：对我而言，文学一直是一种存在许多变量的游戏，为了自己，也为了读者，我试图把这些变量融合在一个文本——但愿是一个具有可读性的文本之中。在探讨出身的框架下，回忆既是一种重要的工具，也是一个有欺骗性的盟友（作为盟友，回忆又是一种值得感谢的动机，推动着对生平和生活的叙述）。

新京报：和记忆相连的，是一种乡愁。当多年后回到故乡，发现故乡已不是原来的那个故乡时，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又是如何去接受这一现实的？

萨沙·斯坦尼西奇：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研究者、搜寻者和参与者。我倾听过，去过图书馆和档案馆，同时也始终在追问自己：对你来说，这个地方是什么？这些人和这些事情意味着什么？

对我来说，最近几十年在我出生的国家所发生的负面变化并不是新鲜事。我熟悉它的衰落，知道它的失业率和剥削状况，我已经见证了许多波斯尼亚人所生活的艰难的当下。但我希望，《我从哪里来》这样一本书也应该是具有普遍性的。故事发生在我的回忆里，发生在特定地点的过去和当下，但小说也包含着其他的命运，其他的移民，以及其他的失去和追寻。在这个意义上，我感到自己的忧郁，包括自己的写作就是一项任务，旨在鼓励读者去思考他们的归属，如果可能的话，甚至鼓励他们到自己的过往当中去旅行。文学可以做到这一点，文学可以带着我们从完全不同的各个世界进入到自己的世界。

多维性是文学的天赋

新京报：小说中过去与现在相互交错的那些段落很迷人，形成一种颇有吸引力的张力。为什么会采用这种写作方式？作为小说家，你如何看待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

萨沙·斯坦尼西奇：文学是多维度的，多维性是文学的天赋。一个故事可以融合不同的时代，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看地点和事件，可以唤醒无生命的东西，为之赋予生命，可以歌唱并作为断片而落空，可以用许多声音叙述许多世界。我把这一切都用于我的文本，因为我想创造一种视野来审视我自己和我描写的世界，而这种视野要尽可能地全面。在这个过程中，我很喜欢回到神秘和不可能当中去，一切都是为了以尽可能丰富的可能性去探讨一个主题。

新京报：如同小说中的忧伤，不时闪现的幽默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为什么在小说中加入这些幽默？

萨沙·斯坦尼西奇：如果没有幽默，我们何以作为人类呢？

采写｜张进

编辑｜张进

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