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智能手机成了每个人的“标配”。
如果没有智能手机,出门没法扫自行车,也没法扫健康码,付钱只能用现金,工作消息也无法及时回复。
然而,29岁的Leon却决定停止使用智能机。
智能手机
这项实验是从2021年3月开始的,直到今天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了。
Leon学生时期就读的专业叫数字社会学,主要研究人类与数字技术的关系。
当然,他并不讨厌技术、也不反感手机。
他只想在一段时间内记录下没有手机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
其实,数字也是有“断舍离”的。
2
在做这项实验之前,很多人都以为90后的Leon受了刺激,不理解他为何会做出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
可在实验开始之后,大家却有了一丝犹豫。
在当下的生活中,人人的确都离不开手机,可谁也不知道真正的意义来自哪里。
有一次,Leon下班已经10点多了,他坐在地铁上开始观察周围的人。
每一个人都很疲惫,整个身子瘫坐在座位上,口罩上方的双眼早已没了神,可他们仍然抱着手机不停的“刷”。
地铁上的人
或许有些人还在处理工作的琐事,但不免有些人在刷视频、刷文章,总之大家都不肯进入休息状态。
Leon邻座的中年男子也已经昏昏欲睡了,他忍不住的问:
“为何你还要硬撑着看手机”?
对方说:“除了上班就是下班,回家还有一推事,这是我仅剩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了”。
他瞬间恍然大悟,原来“报复性熬夜”就是这么来的。
地铁上还有一些养足了精神、打算出去看看夜景的年轻人,随着列车的飞驰,他们也开始拿出手机拍照。
找一个美美的角度来张自拍,然后修图、配文案、发朋友圈,整个操作下来地铁已经驶过三四站了。
当然这些都可以理解,在复杂的情绪和忙碌的生活中,手机早已成了最便捷的宣泄口。
可回头一看,又总觉得在“自我内耗”。
“报复性熬夜”
Leon使用手机的时间不长,一天平均4小时,但“数字不健康”的症状已经出现了。
他原本想通过看文章、刷视频获取一点信息,可很少有耐心看完整篇文字,更别提共鸣点了。
有时候戴上耳机听音乐也是为了隔绝外界的嘈杂,根本不会注意歌词想表达什么。
他开始反思每时每刻的移动消费、虚拟社交、网页娱乐真的有必要吗?
手机本是为生活提供便捷的工具,怎么感觉越用越累了?
所以他决定通过“放下手机的方式”,来寻找一份答案,毕竟现在很多不会用智能手机的老人也生活的好好地。
正在候车的乘客
科学博士卡尔·纽波特曾在他的书里介绍过“数字断舍离”的理念,第一条内容就是:
“先停用生活里一切不必要的科技”。
于是Leon只留下了一定会用到的工作软件和一个搜索网页,微信也只在固定时间段内登录。
他与身边的人打好招呼,有事可以给他打电话发短信,但他不会再漫无目的看手机了。
一项实验就这么正式开始了。
“我不介意大家都停止使用智能手机,因为需要的成本实在太大了,如果没有做好前期准备,尽量不要尝试。”
Leon了解各个城市的适老化替代品,可在往后的生活里他也遇到了很多麻烦,不过好在都一一解决了。
但怎么在没有智能机的情况下继续生活下去,依然是个难题。
“扫码支付”
3
Leon在上海进行了第一个月的实验。
他的第一个适老化代替品就是美国科技公司出产的老年机,这部手机挺令人心动的。
它没有诺基亚里面的贪吃蛇,只能接打电话、发信息、浏览一些极简的网站。
不过它的续航能力很差,所以他又换了瑞士出产的老龄机,一直用到现在。
这两部手机无论产自于哪里,都有一个统一的代称,那就是“数字极简主义手机”。
上海在适老化服务上做的还是不错的,一些老社区和地铁站的出口都有电召出租车,只要按一下按钮就能解决出行问题。
“刚开始我觉得自己挺酷的,后来一大串问题就来了”。
智能手机导航
以前出门他可以打开导航,想去哪里输入出发点和目的地就行,打车还可以选择最方便的路线,完全不用动脑子。
可现在不一样了,去哪里都得问路,一边走还要一边记标志物,以防下次找不到。
有次他去面馆吃饭,找了好半天才找到,结账的时候想刷卡,但店里又没有装POS机。
他掏出现金准备换种方式,可店里也没有足够的零钱给他找零。
有些社恐的Leon瞬间慌了,他给老板说明了情况后,老板反倒觉得他挺勇敢的:
“这实验好啊,希望你能继续尝试一下看看,面钱不着急,下次来吃一起给我”!
也有人很纳闷,2021年时去哪里都需要扫健康码,没有手机怎么做核酸?健康码也没法扫,去哪里都不方便吧?
老街道
其实最大的困难不在于手机,而是人的本身。
两周过后,Leon接到去湖南出差的通知,刚下高铁就让出示健康码,幸好他早有准备:一张身份证、一张打印出来的纸质核酸码。
工作人员见状面漏难色,不过给出的回答也很可爱:
“我们这边比较落后,暂时无法刷身份证,要不您填一下旅客登记表吧”!
你看,大环境哪有所说的那么冷血,只要好好沟通,包容和理解又怎么会缺席呢?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没有智能手机的确会给别人造成麻烦。
一个出口站后面黑压压的全是人,大家都在等着过“黄线”,如果人人都登记“旅客表”,就会形成拥堵的局面。
出口
为此,Lone又买了一个不插卡的ipod(平板电脑),连上热点扫个码再放回包里。
所以每次出门,他的背包都鼓鼓囊囊的,里面装着:身份证、手电筒、ipod、纸质核酸码等等。
其实在2018年,Leon在丹麦读数字社会学的时候,就曾体验过一个月内“不使用智能手机”。
但在国外的体验跟在国内完全不同。
4
丹麦的数字化进程目前也不错,他们也可以实现网上支付和移动扫码了。
不同的是,他们的选择方式有很多。
比方说,政府下达了一条通知,他们可以用电子邮箱的方式传送,也可以直接打印纸质版投放到邮箱里。
人们的回信方式也可以自行选择,丹麦的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邮箱。
当然,中国人口数量庞大,这种方式或许不太适合。
邮筒
前面我们提到过“数字断舍离”的概念,其实在它后面还有一个内容补充,叫做“不必要的科技”。
而我们的生活就在“必要科技”和“非必要科技”之间来回徘徊。
必要科技是指一些支付、检疫的软件,而非必要科技就类似于点外卖、娱乐信息之类的东西。
Leon的导师曾经给他推荐过一本册子,里面介绍了一个“万能软件”,用来干什么都很方便。
“当时我就很纳闷,他给我推荐这个有什么用?在中国这样的APP多了去了”。
后来他仔细想了想,丹麦的软件跟中国也有区别。
快递员、外卖员
就拿外卖APP来说吧,只要下个单,外卖员配送到,这个单子就结束了。
可在国内不是这样的。
一般打开一个软件,就会弹出很多广告,点个外卖会问你要不要满减,需不需要会员红包,外卖到了还会提醒你需不需要打个好评?
有时候用个支付软件,还会弹出贷款的广告,有人就会纳闷:“手机怎么知道我缺钱的”?
看起来是不是很复杂?
Leon并不抵触前沿科技,它的确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甚至可以说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但这也不是软件该有的样子。
“扫码支付”
无穷的信息就像一个网子,绵密的算法勾勒出人的行为画像,再精准诱惑着人的注意力,人们想要逃离或抵御就很难了。
各种各样的信息都在想方设法的争取面前的这个人。
本来是打算上网买个花盘的,却看见了另一盆更好看的花,于是两个就一起下单了。
有用吗?也有用,就是花的钱多了,可不买也不影响生活。
有一个网友的说法特别有意思:
“我感觉现在的生活方便多了,你想买什么都能用最快的速度买到,可为何感觉幸福指数下降了呢?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负罪感”。
买东西买到想“剁手”的心理,也是这么来的吧。
网上购物
其实手机本身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关键是怎么用、怎么去筛选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不觉得幸福指数和手机有直接的关系,但信息的确在左右人的思维”。
一段时间后,Leon写了一份实验反馈,字字句句都是大家所忽略的东西。
5
都说疫情下的大环境让人很压抑,以前Leon也这么想,可自从他放下手机后,却看到了这座城市的可爱之处。
小区的梧桐树下有个象棋桌,几个大爷围坐在一起,边聊家常事边移动手里的棋。
小朋友跟着妈妈出来买菜,牵着一只特别小的狗,小区的街道上有一家蔬菜店,以前还是个菜市场。
多么有意思啊,一个小地方扩大了规模,一个象棋桌上不知何时聚满了人,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个地方都有一段属于它的历史。
而这些,都是大家很少去关注的。
下象棋的邻居
每个人的内心都被生活的压力搞得很浮躁,可放下手机不去关注那些负面消息、静下心来看看周围,不知不觉间又多了几分快乐。
现在手机上的同质化信息太多了,正能量的少了,“火热”的话题或者负能量的反倒多了。
人的思维和情绪是在信息的裹挟下趋同的,而非自发趋同,很少有人再静下心来想一想:
“当我看到这篇文章或者这则信息的时候,我的主观感受和认知是怎样的”?
“我选用的科技产品或者软件,有没有真的为我带来幸福感和满足感”?
《手机大脑》
现在出一款手机,都会强调摄像头提高了多少像素,外卖软件会提醒配送速度比
以前高了多少,可这跟幸福指数的提高没有多大关系。
但是,如果真的没了手机又不行,生活会变得极度不方便,很多消息都无法及时接收。
Leon后来也换回了智能手机,不过之前的实验让他保留了习惯,他知道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东西。
于他而言,技术改善生活、提供便利的部分不需要被强制舍弃,也不能舍弃。
他在日记本上写到:“无论网络还是生活,要找到自己的节奏。”这才是他实验后更大的收获。
有智能手机当然好,但怎么与他”打好关系“才是关键。
把“刷手机”的时间拿出来与家人聊聊天,用写字的方式代替打字,是不是会成为更好的生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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