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涨价风波让这家羊肉粉馆陷入舆论漩涡。赵孟摄。
“串通涨价!”
听到黔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下称黔西县市监局)执法人员说出这个词时,只有小学文化的高连红愣了一下。
“啥叫‘串通涨价’?”她本能地冒出一句话。
执法人员可能没听见,继续让她在被打印出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辨认哪些是她说过的话。事后她对界面新闻回忆,这是她第一次听说这个词,“要是他们不过来,我这辈子都不知道。”
半个多月前,一场涨价风波让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的牛羊肉粉馆陷入舆论漩涡,金沙黑山羊肉粉经营者高连红和谢家永鸿牛肉馆经营者冯东萌,作为“串通涨价,操纵市场价格”的负面典型,被市场监管和公安部门约谈,并登上电视台公开道歉,成了这个小城的新闻人物。
现在,牛羊肉粉价格已恢复到原来的价位,涉事店铺仍在正常营业,涨价风波看似平息了。但对黔西县400多家牛羊肉粉经营者来说,缠绕在他们心里的困惑并未解开。比如,“究竟如何界定‘串通涨价’?”
而更大的忧虑仍被小心翼翼地藏了起来:面对不断上涨的原材料价格,店主们面临两难:今后售出的牛羊肉粉是水涨船高,还是直接关门?
黄连红没想到自己以这样的方式“出名”。
近十多天来她一直失眠,双眼通红。遇到客人进来,她又迅速恢复笑容。在这个简易板材搭建的临时餐馆里,黄连红一天要工作16个小时。
被认定为“不当言论”的聊天截图,图片来自“百姓关注”微信公众号。
丈夫李建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一言不发地在厨房炒菜,罹患脑疾的儿子在黄连红的指示下,机械地收碗、摘菜。一年365天,从早上6点半到晚上10点半,一家三口如是往复。
搅动平静的是涨价风波。
2019年10月8日中午。高连红在后厨一边切菜,一边招呼前来吃饭的客人。她和丈夫经营的这家“金沙黑山羊肉粉”,位于黔西县临时汽车站旁,但往来吃饭的多是附近的工人。中午往往正是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
这时,三四个身着蓝色制服的人出现在门口,高连红赶忙从后厨走到前厅。她发现有几个扛着摄像机的人随行,“他们进门就对着我们拍。”以前,餐馆偶尔也有市场或卫生部门人员来检查,但都只来一两个人。眼前的情形让高连红觉感到诧异。
执法人员在店里转了几圈,拿出一叠打印好的微信聊天记录给她看,指着上面的内容问:“这个是不是你?”高连红看到自己的微信名后,马上明白了对方的来意。
“他们是来了解涨价的事,”高连红对界面新闻回忆说。2019年初,黔西县的牛羊肉粉刚经历过一次涨价,从之前的小碗8元、大碗9元,涨到小碗9元、大碗10元。不久前,又有人在微信群提议涨价,想到到这一年来肉价飞涨,高连红也跟着吆喝了几句,但她自己的店并没有涨。
9月20日前后,一个名叫龙为芝的女人来到店里推销净水器,但做了半天广告仍未说服高连红,最后只能留下她的手机号悻悻离去。不久,龙为芝添加了高连红的微信,并将她拉到一个名叫“无公害种植基地”的微信群里。群里人黄连红一个都不认识。她后来才知道,龙为芝过去做青菜批发生意,群里都是他的客户。
差不多同时,谢家永鸿牛肉馆经营者冯东萌也被龙为芝拉进了这个群。“我不懂那些,也不晓得咋样就被拉进去了。”他说。
群里基本都是黔西开店的小商户,每个人都备注了自己的店铺名称,从这些名字来看,不少是开牛羊肉粉馆的。作为当地人最常吃的早餐,黔西全县登记在册的牛羊肉粉馆有400多家,可能是这个县城最多的一类店铺。
一位早期进群的人士说,此群大约有两三年历史,群主过去经常会分享一些青菜的信息,因为群里的牛羊肉粉经营者比较多,而牛羊肉粉都需要酸菜作为配菜,大家交流最多的哪里有便宜的青菜,偶尔也会聊到其他物价的起落。今年以来,猪肉领涨肉类价格,群里自然会讨论牛羊肉涨价,以及生意难做等话题。
9月25日前后,有人提到最近牛羊肉进价又上涨了,建议将牛羊肉粉的价格涨上去。现在复盘,已很难认定最先提议涨价的人是谁,但冯东萌和高连红被执法部门认定为群里“异常活跃”的人。
这次涨价前,当地的牛羊肉粉小碗9元,大碗10元,加肉则再加5元。新的定价到底涨多少,商户们的意见并不统一。他们普遍同意将小碗提到10元,但大碗定价11元还是12元,分歧较大。此外,对于素粉和加肉的价格,也各有看法。
有人提到,贵阳许多地方都涨到了大碗12元,黔西距离贵阳较近,也应该与贵阳保持一致。高连红表示赞同,“我觉得大碗还是要涨到12,其他地方都是这么卖的……”她在群里回复。
最后由冯东萌发出的一条信息敲定:“各位老板,经大家商议,大多数同志建议,大碗现在改成11元一碗,请大家一致。”
许多人跟着附和,有人提议:“大家把价目表统一贴好,一号统一涨价,我们这边晚上都开始涨了。”还有人说:“要涨就一下涨上去,你要想以后涨个价,也不晓得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管它的,涨了再说 。”
为了表达涨价的决心,有人还将重新制作的价目表发到群里。“该涨价了,要涨就大家一起涨。”“对,就要大家统一价格,客人就无话可说。”人们说。
如果顾客问起涨价理由如何作答?冯东萌建议统一口径:“牛腩43元一斤,牛肉45元一斤,大家一致,如果有不同意见,大家商量商量。”
黔西县超市尚好的牛肉买到了近50元一斤,赵孟摄。
面对执法人员的询问,高连红心里清楚,自己只在群里“跟着吆喝了几句”。现实中,她的羊肉粉馆并没有涨价。
但她觉得“有些丢人”。“要罚款喽,要吊销营业执照喽。”闻讯凑热闹的人群窃窃私语。在这农村妇女看来,被穿制服的人找上门,总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儿。
约定集体涨价前的9月29日,有群友把一张黔西县市监局发出的“餐饮行业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书”发到群里。
“告诫书”载明,该局“接到群众反映部分早餐店相约集体涨价,引起市民和媒体的关注,对此政府高度重视,”并“慎重提醒告诫”,“任何餐饮行业协会或个人,不得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相互串通,联合定价,不得利用市场支配地位操纵市场价格。”落款时间为9月29日。
黔西县市监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一瞿姓执法人员告诉界面新闻,该局在牛羊肉粉馆经营者涨价前就得到线索,“只是觉得有串通涨价的苗头,但没有掌握证据”,既不能做出行政处罚,也不能曝光,只能事先印制“告诫书”,送达城区的餐饮店铺,“基本都覆盖到了”。
虽然对告诫书上的内容不甚明了,但高连红还是意识到,这是提醒商家不能涨价。她想到11年前的一件事:2008年,她在贵州六盘水卖羊肉粉,当年适逢经济形势下行,隔壁一家包子店将每个包子的价格提高了5分钱,最后被罚款7000元。
当时,她的小本生意每月还赚不到7000元,这件事让她收获的经验是,“一定要听政府的,千万不能被罚款。”六盘水的生意渐渐萧条,后来父亲生病,她便将羊肉馆关门了。
和大多数牛羊肉粉馆一样,高连红的这家羊肉馆也是“夫妻店”,生意好的店铺最多再雇佣三四个人。他们多数来自贵州农村,一个店铺就是整个家庭的依赖,涨价风波带来的冲击,可能是他们平生遭遇的最大动荡。
第二次创业之前,高连红和丈夫的生活与中国千千万农村夫妻没有两样——丈夫终年飘在天南海北,去广西埋电缆,去过新疆架桥,去罗甸做焊工……高连红则在家种了三十多亩高粱,一个人翻地,播种,收割,再卖掉换回两万多元的收入。
丈夫打工的收入并不稳定,埋电缆时的老板跑路,工资分文未取;到罗甸那次又遭遇车祸,腿被缝了13针。高连红在家也不轻松,遇到收成好的季节,她经常白天将高粱收回来,还要通宵用机器将其脱粒,不然就无处堆放。天刚亮,又继续奔赴田地里。
她还要照顾三个孩子的饮食起居。老大出生后不久中风,因为治疗不当,落下了脑疾,这成了她终身的遗憾;两个女儿都还年幼,她深怕再遭不测,时刻提心吊胆。而这些苦楚,他无法告诉常年在外的丈夫。
同为“负面典型”的冯东萌,与高连红一样来自农村。1968年出生的他有11个兄弟姐妹,让务农的父母不堪重负,冯东萌仅仅读了3年书。经营牛肉粉前,他是一名客车司机,十多年固定坐姿的工作,让他越来越不堪忍受腰椎和颈椎疼痛的折磨。
2014年,冯东萌拜了黔西有名的谢家牛肉馆一位师父,获准利用谢家招牌在文化路开一家牛肉馆。起初,店里只有他和妻子终日忙碌,生意渐渐理顺后,他们雇了三四个小工。
作为早餐饮食,牛羊肉粉馆在黔西比比皆是,赵孟摄。
高连红和丈夫也决定结束分离状态。2017年底,他们从上家房东手中,接下了这个60多平米的铺子。除了卖羊肉粉,中午还卖10元一份的快餐,这比黔西其他快餐便宜两元钱,而且“管吃饱”。
他们腾不出钱请小工,便让有脑疾的儿子来帮忙,一家三口靠着诚实和勤劳,逐渐积累了一批忠实的农民工食客。高连红说他想留住这些顾客,加上对“告诫书”的担忧,她和丈夫决定不涨价。
但冯东萌还是如约在10月1日,和其他几十家牛羊肉粉馆,将价目表换新了。他向界面新闻解释,虽然执法人员事先送来了“告诫书”,但当天他没有在店里,“在的话肯定不会涨。”
虽然在群里发表“不当言论”,但金沙黑山羊肉粉馆并未涨价,赵孟摄。
当牛羊肉粉馆经营者们提价后,黔西县市监局的执法人员已在低调展开工作。就在这期间,有人就将涨价线索反映到电视台,并引来了记者。
前述执法人员对界面新闻说,发出“告诫书”后,他们又从黔西县贴吧上留意到一张聊天截图,这是他们第一次发现“串通涨价”的证据。因为涉及个人隐私,黔西县市监局立马联系了县公安局,对网络记录展开进一步调查,以坐实证据。
“十一”假期刚结束,黔西县市监局价格监督与反垄断股和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人员,就找到了高连红和冯东萌,并对县里其他牛羊肉馆进行排查。
执法人员针对涉嫌“串通涨价”的店铺进行调查,图片来自“百姓关注”公众号。
高连红把手机交给执法人员查验,又极力向他们解释,自己仅仅是跟着群里的人叫嚷了几句,远不是说话最多的人;她还向执法人员算了成本账,光租金每年都要元,电费一个月还800多元,而羊肉从年初的每斤33元,涨到了现在的50元,甚至辣椒的价格也翻了一倍……更关键的信息是,她的羊肉馆并没有涨价。
她指着墙上的价目表,告诉执法人员这仍是年初贴上去的,透明胶纸已起褶皱了。但执法人员告诉她,“你们这个本来属于市场自主定价,但是你在群里的言论有串通涨价的嫌疑,你晓得不?”高连红不停点头,“我晓得我晓得。”
其实她心里犯嘀咕,“在群里跟着喊了几句,咋就是串通涨价了?”并且,现实中她的羊肉馆并未提价。后来她才明白,“说我这个地方靠近车站,影响很不好。”
被执法人员询问后,她又把同样的话,对着镜头跟一起来的记者说了一遍。但在播出的节目中,成本上涨的大部分内容不见了,仅保留了她道歉的镜头。高连红很不解,“为啥不全部播出来呢?”
相比高连红,已经换上新价目表的冯东萌“情节更严重”。他手里搓着一张餐巾纸,紧张地看着对面比他年轻几十岁的执法人员。
冯东萌涨红着脸,向执法人员解释牛肉价格,“今年初才25元(一斤),现在都涨到32、33元(一斤)了。”但这并非调查的重点,对方告诉他,他在微信群的言论涉嫌“串通涨价”,先对他做实地调查,后期让他配合到局里接受进一步调查。
面对镜头道歉时,冯东萌眼里带着哀求,声音也有些颤抖,“我书读得少,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也搞不清楚违法不违法。”执法人员前脚离开,他后脚就跑去打印店,重新制作了一份涨价前的价目表,迅速将那张8天前贴上去的价目表覆盖。
这天夜里,高连红通宵未眠,她琢磨着执法人员的话,似乎事情并未结束,担忧将面临何种处罚,“只要不罚款就好。”
虽然被树为“串通涨价”的典型,但无人倾听关于成本上涨的声音,赵孟摄。
10月9日,毕节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又来到黔西县调查,高连红和冯东萌将前一天的话,再次重复了一遍。
10月10日晚,贵阳一家电视台播出了黔西牛羊肉粉涨价的消息,除了一些暗访镜头,高连红和冯东萌作为“负面典型”被重点提及。在经过剪辑的画面中,他们看起来忐忑不安,面带窘态对自己的行为表示后悔,对原材料价格的解释甚少涉及。
“出名”之后,高连红每天都要接到很多亲人的电话,她不厌其烦地解释,自己只是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但对方总是将信将疑,“以为我们犯了多大的事呢”。冯东萌也感到不自在,在这个县城生活了大半辈子,一夜之间竟成了众矢之的,甚至连孩子都从贵阳打电话回来骂他。
虽然生意并没有受太多影响,但名声的损毁却让他们付出了代价。前来吃饭的客人不免指指点点,脸上挂着意味深长的笑容。为了避免记者们的打扰,冯东萌连续几天把手机关机,除了早餐忙碌时来店里照看半晌,其余时间都躲在家里睡觉。
情绪低落的时候,高连红甚至想到了关门作罢,可是她又想到两个正在读书的女儿——那是她的全部希望,“我不求她们长大给我多少回报,只要她们不像我这样吃苦就好了”。
电视节目将这座县城的牛羊肉分馆推到了风口浪尖。在黔西贴吧里,网友们幸灾乐祸,骂他们是“无奸不商”,“这帮人终于糟了”,但似乎没人讨论他们对成本上涨的解释。随后几天,市监部门对城区牛羊肉分馆逐个排查,所有涨价的店铺都已经恢复到原价。
小店主们小心翼翼地烫好每一碗粉,对客人有求必应。过去,有些客人会浪费泡菜和辣椒,服务员难免抱怨几句,如今也只能听之任之。“谁晓得哪个人又去举报了。”一位牛肉馆经营者感到害怕,“说不定他们就是来暗访的记者,或者便衣(执法人员)。”
涨价风波平息后,发表“不当言论”的商户被要求贴出公开道歉声明,赵孟摄。
一夜之间,价格成了这个群体的禁忌,不管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实中,再也无人敢谈论涨价的事。此前在群里活跃的商户,都默默退出了群。群主龙为芝也被警方询问,“我是群主,他们就拿我手机去翻了一些记录。”她说。
冯东萌说,他的餐馆已经连续亏损两个月,每月仅小工的工资都要一万多元,但他表示自己不敢再轻易涨价。高红连的生意也好不到哪里去,“基本上收的钱都出去了,最近都是这样循环。”丈夫李建说。
那个困惑依然盘踞在牛羊肉馆经营者心里。“如果成本一直这样涨下去,我们到底还能不能涨?”一位羊肉馆经营者纳闷,“要么我们就关门,可不可以?”
10月11日,毕节市市监局对此次涨价行为作出处置结果,认定高连红和冯东萌在“微信群内发表涨价言论串通涨价的行为属实,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但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并认识到自身错误,自愿承诺恢复价格,主动消除影响,并公开致歉,依照《行政处罚法》有关“不予行政处罚”的有关规定,对两户经营者作出行政告诫。
处置结果中未提及群里讨论涨价的其他人。
当天,执法人员向他们告知了处置决定,并要求他们将一份“公开声明”张贴在店里,并微信朋友圈。声明中,他们承认自己在微信群发表“不当言论”,经“批评教育和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深刻认识到错误”,并表示对牛羊肉粉“维持原价”,“积极支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的价格政策措施。”
高连红不情愿将“丑事”朋友圈,但她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她退一步想,“至少没有罚款”,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
但在网络世界中,有关“黔西限制牛肉粉涨价”的话题上了微博热搜,观点泾渭分明。支持者认为执法部门出手及时,成功遏制了民生商品上涨;反对者则认为政府过度干预市场,并且“捏软柿子”,“房价你们怎么不去管?”
黔西县市监局显然注意到批评的声音。时隔半月面对界面新闻记者,该局价格监督与反垄断股股长何流一再澄清,此次作出的处置并非针对“涨价”,而是“串通涨价这个违法行为”。他强调,“市场经济环境下,可以根据成本、竞争形成价格,不是说不能涨价。”但不能通过微信或私下联络,串通涨价是被禁止的。
可如何界定“串通涨价”呢?私下谈论价格是否也涉嫌违法?“你可以自己涨价,但是在微信或者私下跟人商量都不行。”何流强调。
他还解释,县级市监局无权对“串通涨价”作出认定,此次涨价风波引起重视后,他们将调查结果逐级上报,最后由省级市监局作出认定,再由市级市监局作出处置意见。
该局刑侦综合执法大队瞿姓执法人员也对批评感到委屈,他认为媒体对此次处置结果存在误读,“说我们在干预市场定价,但《价格法》明确规定不能‘串通涨价’”。
他一边解释,一边打开电脑检索《价格法》,向记者介绍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经营者不得有下列不正当价格行为:(一)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市监部门正是根据这一条,对冯东萌和黄连红作出了处置。
他还对最近各类成本上涨表示理解,认为经营者自己有权利决定商品定价,“哪怕你定价100元,能卖出去我们也不管。”但是,串通涨价之所以被禁止,是因为全行业都涨价后,消费者失去了选择的机会,从而造成市场被垄断局面。
涨价风波过去后,执法人员仍不时来检查,赵孟摄。
近期,伴随着各类物价上涨,贵阳、安顺、遵义等地的牛羊肉粉也上调价格,但有些地方并未作出限价处理。他认为,这是因为执法部门没有掌握“串通涨价”等违法证据,“只要不是‘串通涨价’,市场的问题还是交给市场解决。”
之后这些店是否还会涨价?
“根本不存在这个的问题。”他说。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高连红、李建和冯东萌为化名)
(来源:界面新闻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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