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人们关注的焦点逃不开两个:车票、钱。
尝过年终奖滋味的人,总按捺不住对那个不确定的数额的期许。平日辛勤工作,为的就是年底那份焦灼的等待——等待“何时发年终奖”的答案。
有专业机构的最新调研显示,2020年,半数职场人的年终奖少于或等于1个月工资。只有6%的人年终奖超10个月薪水。后者中,有三成从事互联网行业,金融行业也占据一定比例。
有人满心欢喜,有人却收获了一地鸡毛。“没达到年终目标”“部门效益不好”,是老板们挂在嘴上的说辞。但更多时候,没收到年终奖的人,连理由都不能拥有。
“你公司的年终奖发了吗?”知乎上有人提问。
答案五花八门,有网友吐槽:“这问题下面回答差距这么大,有的发了十几二十万,有的发了柴米油盐。
只收获了柴米油盐的人,年也得继续过。
“打了水漂”的年终奖
1月30日,成都的银行职员李六月没收到年终奖,但她收到了春节假期的补班通知。
“非常后悔,十分后悔”,李六月不断责怪自己:怎么就没早点辞职呢?
没有年终奖,是她12月底就知道的事情。“达不到年终目标,不会发任何奖金,”分部领导在一次会议上宣布。李六月相信,这位领导显得也很无奈,因为他还说道,“我今年也一分钱没有”。
一切的变化始于2020年10月底,李六月刚转正。新调任的“顶层领导”来了一次“新官上任三把火”,为这个总部在成都的互联网银行制定了年终目标。李六月形容,目标“高上天”,“大家都知道不可能完成”。
但她没预料到的是,目标完不成,果真能让年终奖泡汤。她所在的部门属于新成立的业务外包部门,没有历年年终奖的数额作为参考。但李六月是在意的,入职前,她特地问过人力资源总监有关年终奖的事宜。
李六月记得,她收到的都是有些模糊的答复。人力资源总监让她找领导询问,领导给她的答复是:“努力工作,年底一定会有奖励。”类似这样的答复不止一次,逐渐成为了她工作的动力。她还记得,好几次同事犯错时,领导还会用略带威胁的语气告诉他们:“小心年底不给你们发年终奖。”
而现在,确认收不到年终奖以后,李六月也开始心不在焉了。自12月底以来,部门的同事已经有三位正式离职,其他部门认识的人也离开了“三四个”。讽刺的是,银行最近还在以拓展业务为由,大肆对外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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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可真能省成本啊”,她感叹道。所在办公室是新装修的,连墙壁都是新的,一层坐着一百多人。崭新的办公环境不断注入新鲜的血液,但在李六月眼里,新招过来的人,都是从公司原应给员工发年终奖的钱节省下来的。
工作了十年的叶钦也遇到了他眼里最抠的公司。2月的第一天,他收到通知,所在北京某国企的投资集团给部门员工发的年终奖是1.5薪。换句话说,他获得了半个月的薪水作为奖金。
这是他2020年跳槽三次后留下的公司,只在其中工作了五个月。他早就有心理预期,但当他真正看到数额时,他还是感到低落,“拔凉拔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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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钦从事的审计工作,属于反舞弊领域,主要任务是为企业加强内部控制,防范风险。他曾经去过多类公司,基金、保险、地产公司等。在他的经验里,年终奖的数额与该部门在公司的地位成正比。一般而言,金融、地产业会给更高额的年终奖,最多的一年,他拿了30万。
上一次给叶钦发年终奖的是深圳的一个家族企业。他不喜欢里面的管理,形容其“非常别扭”,“一把手不好对付”,身处其中像是“夹缝中生存”。
但如今回想起来,他能数出不少优点:“部门的人都很好”“离开的时候同事为我做了视频”“经常培训,出差也有固定补贴”。还有重要的一点,年终时管理层阔绰地发了10万奖金,这是他年薪的五分之一。
不过,即使回报颇丰,叶钦也抵不住家庭的压力。辞职回北京,是他面对家庭时做出的妥协。在深圳呆的1年半时间,他与在北京的妻儿两地分居。他喜欢挑战与变化,妻子则喜欢安逸、稳定的环境。最后,还是他回了北京。
回归家庭的他对现状感到不满。面对大幅缩水的年终奖,他认为,这能看出公司对基层员工的态度以及管理模式。“大面积压低员工收入,而非按劳分配”,他形容,“这是逆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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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叶钦的观察里,所处公司工资低已经成了多年来的惯性。“1.5薪已经算阔绰大方了,”他给了个论断。他了解到:“早期公司政策是干满十五年分房子。”他接着强调:“海淀的房子,学区房。”
言下之意是,房子是其过去工资低却能留住员工的原因。而他,留不住了。
没钱,也没选择权
没能抓住早期红利的叶钦,想抓紧跳槽。
“想去什么样的公司?”我问他。
他下意识地回答:“给钱多的。”他计划春节后就联系过去的人脉,找寻新的机会,“争取做领导,爬升一下”。
叶钦认为,他还在黄金年龄,还能抓紧拼一把。
连续两年没收到年终奖的王嘉,却失去了抓住新机会的野心。某一本财经院校毕业的她也工作了十年,经历了五份工作,换了三座城市后,如今她在福州的某家售卖银行POS机的私营企业担任文职。
2019年,公司以业绩下滑为由没给全体员工发年终奖。王嘉记得很清楚,老板在2020年的年会上发言表示:“2019年是过去最艰难的一年,但也是未来最好的一年。我们的2020年,是想着要如何活下去。”
当年的新春礼物,是一箱糖果大礼包。
过了2020年,公司业绩肉眼可见地下滑,她自己心理也有感觉,“也不敢多要,能正常发工资就不错了。”只是,今年不仅没有年终奖,连年会都取消了。
能留住她的,在于公司的双休制度,以及与住处较近的通勤距离。过了三十岁后,安稳、自在的生活对王嘉而言成了人生的首要选项。她赚得比以前少了,社交圈也固定了下来,常联系的朋友不多,公司的同事都是比她小10岁以上的95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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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在过去的一年,公司同部门前后已经更新了几波人,她还能坚持在那儿工作。她自称是“老阿姨”,自知年龄到了,34岁的她在职场不占优势。过去跳槽的经历已经亲身告诉了她这一点。更重要的是,她已经没有太多牵挂。
32岁后,父母亲都已经离世,没人在她耳边唠叨催婚,也不再有人需要她花钱孝敬。她的生活开销里,只需要顾好自己。没收到年终奖的两年,她也没回家乡,呆在了福州朋友的家里,吃上了别人妈妈做的,而她并不习惯的福州春年宴。
“福州菜太甜了,他们做啥都爱放糖。”
王嘉的困局不是个例。多家专业机构做出的调研显示,私营企业发年终奖的力度更小。据《2020年职场白领薪酬报告》显示,在我国,国企的年终奖相当于员工薪酬的2.1倍,而民企的年终奖则相当于日常薪酬的1.2倍,竞争力有所欠缺。
“给不了我希望”
同样为私营企业打工的李超,面对泡汤了的年终奖,给出了一个“社畜”般的论断:不发年终奖,“不需要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
他在天津市一家物业公司呆了五年半,已经连续三年没拿年终奖,但他习以为常了。
困住他的首先是公司领导间的博弈。据李超表述,2018年以后,集团派来的一位“喜欢找茬”的分管领导,常常对他们的工作进行指点,“这不行那不行”。自此以后,疲于应付检查的部门同事,都没有领到过年终奖。
他还被现实困扰。哪怕对所在公司怨声载道,他也发现,天津市内的大型商场给物业的薪酬均相差不大。“有的已经大幅裁人了”。他给了自己坚持的理由--“破罐破摔”,能坚持一天是一天。等到有一天被裁,即可拿到公司的赔偿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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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学会了自洽,他也时常感到自责,在一个干了14年的行业,过年收不到年终奖,他连给妻子买衣服的理由都没有了。他平常月薪只有3000出头,有时还得靠双方老人的“接济”。这样的状态他形容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李超成家之后,他也时常顾不上自己。最近一次拿过的年终奖,5600块,他给老人买了年货。“春节离情人节很近”,也给媳妇买了东西。但他记得最清楚的,还是2015年他人生中拿过最多的一笔年终奖--两万块。当时他没结婚,喜欢“捣腾摄影”,咬牙给自己买了一部8000元的单反相机。
李超摄影图片
叶钦也有类似的感受,年终奖的功能,更多的在于维系家庭生活上。房贷,小孩教育、保险、养车,他随口列举了好几个,都是他年终奖支出的几大块头。“养儿难”,他感叹,更何况,他身边充斥着有严重育儿焦虑的“海淀家长”。
他举了个例子,自己的前房主是一名成功的律师,为了孩子将房子卖掉,“穿着一身破衣服”,搬去了清华北大附近的房子。他的语气里带着一股唏嘘,补充了一句:“我们之中能安度晚年的人,少之又少。”
《安家》
他的中年危机也到了。今年只得到了过去十分之一的年终奖,他开始学会重整生活。如今他会切身注意到物价的飞涨,篮球场收费2小时要100块,他抱怨太贵。以前发完年终奖会买来抽的雪茄,现在他也忍住不抽。
历年来最让他感到得意的是,他还用年终奖买过“一千多一只”的澄海狮头鹅,“味道好极了”。
他今年也没买。
“北京给不了我希望”,叶钦最后得到了这样的结论。
李六月同样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过去,年终奖对初出茅庐的她而言,是一种盼头——“工作很辛苦的时候,工资并不能满足我,就想象年底会发奖金。”
没了“盼头”时,李六月还没领到1月的工资。想到一直以来的发薪日期,她担心没钱回家过年。
“实在不行,向我们银行贷款,借钱过吧。”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
作者 | 朱秋雨
编辑 | 张宝珠
标签: 年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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